（一）.
庐山谈话会结束后，与会人员大都回到了当时的首都——南京。此时北平、天津早已开打，北大是回不去了，校长一时做不成了，胡适也和他们一齐回到南京。
庐山会议既然定了、宣布了当时国民zhengfu坚决抗战的决心，就要看如何具体落实到那些人、哪些部门了。但众所周知，南京zhengfu的一班人，从来就没有团结过，国难当头也不例外。
（二）.
1932年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之后，周佛海就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造了一幢园洋房，为了怕日后日本飞机的轰炸，特在坊下造了一个大地下室。
1937年卢沟桥打响后后，顾祝同、朱绍良、梅思平、陶希圣、罗家伦、胡适、陈立夫、张君励等人，常来此躲避空袭。他们常常讨论时局，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“战必大败”的悲观情绪。
胡适自嘲为“低调俱乐部”，这和蒋梦麟曾自嘲自己为“北大功狗”一样，保持了当时北大人“擅于”自嘲的传统。
汪精卫虽没有直接参加“低调俱乐部”的活动，却是这个俱乐部身后的影子，在国民zhengfu的上层，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倡导所谓“和平运动”。“低调俱乐部”批评主战派说：“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，一个是丢，一个是烧，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，都给了gongchandang的游击队。gongchandang指挥下的部队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，人称‘游而不击’，实际上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，待国军消耗光了，他们就可颠覆国民zhengfu。”
陈布雷、熊式辉也常来，他们的调子也不高，但他们是委座的“侍卫内大臣”。不久熊还带来了蒋介石的告诫之语，大意是：不能动摇，不传动摇的话，云云。
（三）.
当7月28日，中国军队在南苑惨败的消息，传到当时的首都南京，传到他们耳朵里，更引起胡适他们的恐慌。他们积极活动，竭力主张于日本和谈。
此前不久，汪精卫曾希望推荐胡适担任外交部长。汪精卫推荐的依据，主要还是胡适同意他的主张；但“一把手”蒋介石却暂未同意，主要原因大概是蒋怕胡适是汪精卫推荐的，如果他就任外交部长之后，一切都以汪精卫的意思办，在外交上他蒋某人不是被架空了吗？其实，蒋介石是知道胡适的才华，和胡在当时西方人眼中的地位的。
所以说，有时人太聪明和太有名望，也成了一件错误的事了。当时国家正在最急需用人之际，而胡适这位大家，直到此时，还没有着落。
现在，“低调俱乐部”的一班人建议：外交路线不能断，力推日本人欣赏的，既年轻又资深的外交官员高宗武负责打通关节，同时决定要找一个要能负责的，又能使蒋委员长言听计从的政治家，来做历史上常出现的那种力挽狂澜的“社稷之臣”，希望他能像历史上著名的郭子仪、曾国藩等等一样，挽狂澜于既倒。
胡适看重的人是陈布雷。于是便有了前文所述的上书委员长的一幕。